中疾控称本轮疫情已近尾声，大规模重复感染还会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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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冯灏 李珊珊

责编｜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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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各地疫情保持稳步下降态势。

最新一期的《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周报》也对此轮疫情盖棺定论，“春节假期，疫情未出现明显反弹，在整个流行过程中，未发现新的变异株，我国本轮疫情已近尾声。”

5天前，中国疾控中心就在网站上发布了最新的全国新冠感染情况数，这份数据显示：

来自全国各省份的核酸检测阳性人数12月22日达到高峰（694万）后逐步下降，2023年1月23日降至最低1.5万，到1月23日，其检测阳性率已降低到5.5%。

从图形上来看，这些感染数据呈现出前陡后平的类似抛物线形状，峰值几乎都落在12月22日到25日之间。

图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

与新冠检出的峰值几乎重合的，发热门诊的就诊人数差不多在12月23日达到了峰值，随后迅速下降，到1月23日，发热门诊就诊人数已较峰值下降了96.2%。

而对于新冠感染者死亡的情况，在当日公布的数据中显示：

在院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数则于1月4日达到每日峰值4273，随后持续下降，1月23日下降至896，较峰值下降79.0%。

“目前数据的时间表和比例上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向《知识分子》分析道：“比如，12月7日新十条出台，撤销防控措施，2周后，12月22日感染达峰，发热门诊12月23日达峰。再过2周后的1月5日，住院和重症人数达峰，其发展情况与目前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基本一致”。

然而，陆蒙吉同样注意到，“重症人数和死亡人数几乎同时在1月4日达峰，这和德国是有一定区别的”，他解释：“通常，医疗干预会延迟重症病人死亡，干预越强，两个峰值之间时间差便越大。而目前的数据也许体现了疫情早期病人就医不及时，医疗干预力度不足的情况，死亡人数在1月9日的第二次小峰则是体现了医疗干预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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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达到群体免疫了吗？

然而，围绕疾控最新公开的这份数据，一个问题则是，疫情进入了低流行水平，但究竟有多少国人已经感染过新冠，一个有效的群体免疫已经建立了吗？

“目前公布的信息，尚不足以证明群体免疫已经建立”，陆蒙吉评论道。根据目前的研究，群体免疫是在反复接种和感染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要通过群体免疫抑制新冠病毒的大规模感染和致病，国内人群还要多次接触病毒才能达到这个状态。

类似的，多位专业人士都曾向《知识分子》提到：目前的这份数据尚远不足以证明已经建立了令人放心的群体免疫——覆盖面有限。

一位相关专家指出：在中疾控最新公布的数据中，“十几亿人口的中国，从1月初开始，每天的核酸检测量迅速降到了百万以内，这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国数据，没有做地区的划分，同样是那份数据的重要疏漏，“也许大城市早已过峰了，但偏远地区和农村的情况却在这个数据中被掩盖了”；那份数据的另一个缺陷则是缺乏人群的分层，“无法看出老年人和脆弱人群目前的感染情况”。

对于本次中国缺乏准确感染数据的情况，早在这份数据发布之前，多位专业人士就曾在日常讨论中向《知识分子》提到。

早在春节前，牛津大学终身教授、流行病学讲席教授陈铮鸣就曾向《知识分子》建议，可以用医院病床占用、重症床位占用、死亡情况等医疗系统的数据来间接地监控疫情的发展，然而，考虑到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城乡差别巨大，尤其要注意，不能用一二线大城市的数据去代替农村、边远山区的数据，使用分区的、更精确的数据对疫情进展进行评估然后采取措施，尤为重要。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病中心首席专家蔡卫平则提到，春节前，各地疾控利用模型估算出了很多数据，疾控委托的调研机构还曾通过线上、电话抽样做调研，这些结果都显示：“大的城市基本都已过了感染高峰，二三四线城市也差不多过峰了，一些大城市周边的农村也呈现了不低的感染率，只有一些比较偏远、对外交流极少的地方，感染率可能仍会较低，甚至很低。”而后者，正是春运期间尤需关注的，“大量人员流动，虽然大部分返乡的都是阳康、没有传染性了，但不排除还有未被感染过的人在路途中被感染，一个人可能就能把整个村都传染了。”

除了边远地区和农村，陆蒙吉还提到了另一个人群，“老人、免疫缺陷者等等高危人群，在疫情早期，也许因为保护更到位，未被感染。而目前的疫情情况不明，这部分人一旦放松警惕，如果发生感染，便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目前被感染的大部分是活动能力比较强的中青年人群，而这批“隐居型”的高危人群，往往社会活动不活跃，是各类调研的“漏网之鱼”，因而，陆蒙吉建议，“真正地去社区，把那些不上网，不会参与问卷调查的人群的感染情况摸清楚，构建一个人群细分的感染数据，才知道春节之后我们应如何开放，到底能不能全面开放。”

于是，在目前感染情况尚不明的状态下，这位华裔病毒学家建议不要对“疫情高峰过去了”过分乐观，目前仍需谨慎应对，“至少再观察两周，一来观察春节期间大规模人员流动会不会引发新一波的感染小高峰，二来把春节效应释放干净，再做大规模开放的打算”。但他同样提醒：没有进一步有规划的加强接种，疫情波动还将继续处于一个难以预测预防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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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第二波和大规模重复感染吗？

而另一个问题则是，如果说目前第一波感染高峰已过，那么，会有第二波感染高峰吗？大规模的重复感染可能何时会来？

蔡卫平分析道：第一波过去之后，易感人群少了，群体免疫建起来之后，就算可能来了一个新的变异株，也不会感染率这么高。现在国外很多研究，二次感染的数据时间跨度都是经历了疫情三年、经历了好几波的不同病毒株流行的情况下产生的，不同地区报告的数据有所不同，但整体而言，短期内二次感染率普遍不到10%。

因而，他研判：“即使再来下一波也是夏天，考虑到夏天本就不是呼吸道传染疾病的高发期，整个疫情的峰值不会像去年冬天的冲击这么猛烈，波形会比较扁，但整个感染潮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海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宁毅认为，“4个月之后，抗体水平降低的人群增加，成为易感人群，如果有机会接触到病毒，少部分人会重新感染”，不过，他强调补充，虽然目前“我们的人群抗体水平有多高”仍是不确定因素，但因为广泛的人群感染，已经产生了针对新冠的特异免疫力，未来疫情的每一次波峰都会逐步衰减，而目前，专业机构应该加强人群抗体水平的监测。

分析人群抗体的携带量是预测下一波疫情状况的重要手段，如果人群抗体携带下降，可能再发生一波疫情的概率就上升了。但在国内抗体水平仍不清楚的情况下，预测关系很难建立起来。

对于可能会到来的第二波，基于香港的经验，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向《知识分子》研判：短期内是不可能有第二波的，即便有，与去年年末的感染潮相比，相差至少10倍以上。会有一些易感人群，是上一波的漏网之鱼；还会有一小部分人重复感染，但比例很小。从香港的情况来看，去年2月和10月情况相差是非常远的，10月最多就算是小小的涟漪或者说是余波荡漾。

陈铮鸣则表达了另一种乐观：“国内有的专家认为是夏天，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早，因为感染后的免疫保护正常会有6~9个月，甚至一年”。

陈铮鸣认为：（第二波）“更可能是在今秋明冬的时候，大家的抗体降低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第二波才会出现”，而在此之前，“会有半年左右的喘息时间，届时，便可抓紧这个时间窗口，享受一下生活，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为下一波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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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数据！

而面对下一波，我们能做什么？

蔡卫平提到了那场发生2022年末的来势凶猛的感染高峰，“对医疗系统造成了非常严重冲击，也暴露了诸多准备不足之处”，比如对症的药物储备、医院的接诊能力，因而，面对第二波，政府适当地备药，储备仪器设备和加强基层医疗力量，也许都是需要做的。

而所有这些未雨绸缪的前提，则是对于疫情流行趋势的科学研判。

“需要预先研判，到底下一波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陈铮鸣说，“可以用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来了解我们真实的感染情况，这不是为了了解疫情蔓延程度‘翻旧帐’，而是为了更准确地判断我们的人群免疫基础”。

对人群的免疫基础的了解，将为后续可能出现的感染高峰提供重要的数据储备。但这样的复盘，不能告诉我们过去每一个时间点上有多少人被感染，只能告诉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多少人感染过。

实际应对疫情期间，更为关键的，则是常规监测系统的重建。

2004年起上线运行的全国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理论上是存在的，但在2022年末感染高峰中，由于大量病人涌入、医务人员生病，数据收不上来，系统几乎暂时失灵，一位公共卫生领域资深专业人士向《知识分子》透露。

这就造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真正专业的流行病学传染病模型研究团队，由于缺乏关键数据，没有办法产生能有效指导传染病应对的模型，而大量野生的模型团队利用搜索引擎数据模拟得到的结果，存在很大的误导性。

上述专业人士说，“模型本来是应对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最佳状态是在峰开始往上走的时候就通过模型来预测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达峰时间和下降趋势，然后有针对地采取一些措施，尝试把峰往下降一降，也就是常说的：削峰。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在去年冬天的疫情中，这些几乎都来不及考虑了。过去的3年，中国的模型团队成长得非常快，有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队伍，但因为没有准确的实时数据，这些力量完全用不出来”。

那么，下一次，第二波来临时，2022年末没有用上的模型，能不能真正用得上？

上述专业人士认为，只要提早准备，虽然可能做不到每家医院都严格执行标记、汇总、上报，但至少在部分哨点医院，只要提高执行能力，以稳定的状态做监测，也能保证下一波疫情来袭时，可以产生够用的数据用于分析。“模型其实不怕数据范围小，怕的是没有代表性，只要数据有代表性，就可以外拓”。

除了医院上报的被动监测之外，基层卫生部门也可以尝试主动监测的手段，比如定时发给居民工具包进行上呼吸道样本自行采样并由基层卫生部门回收，通过一个自主检测，样本自主回收的系统来监测和了解全国的感染情况。然而，通常，这需要预先进行一定的实验设计，样本应有代表性，尽量匹配各个地区的人口结构，检测对象应针对全人群，而不是只针对有疑似新冠症状的人。“通过这样的主动监测较正，弥补感染者临床症状轻微时，被动监测系统中出现漏报的可能，让最终的数据相对更准确”，一位传染病流行病领域学者告诉《知识分子》。

“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常规的监测系统尽快建起来，原来的工作思路是重视流调、动态清零，尽可能多地找出感染者以阻断传播。现在就不一样了，全人群的感染数量太大了，监测重心应放在跟踪疫情走向。传染病哨点医院、发热门诊，污水监测，设立社区和学校监测哨点等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疾控可以开展问卷调查，针对新冠感染的社区横断面研究和前瞻队列研究。尽快调整思路，因为疫情期间，需要更好地知道现在的疫情走向，然后才好针对性地制定政策。”上述学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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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下一波，我们的出路何在？

应对下一波，另一个必须采取的办法就是打疫苗，然而，打什么疫苗，什么时候打，却都是需要好好探索的科学问题。

蔡卫平建议加强针推广使用吸入疫苗和多价疫苗，前者比针剂安全性高得多，后者则几乎是新冠疫苗新的发展方向。

“未来，需要像季节性流感一样，提前预判新冠的流行基因型，随着预判到的变化，做好准备”，蔡卫平说，“从2022年末的大流行可以看到，灭活疫苗预防感染的保护作用有局限，有必要引入新型mRNA疫苗”。

陈铮鸣则提到，最理想的是混打疫苗，并且每年都打。尤其对于老人和基础病人群等高危人群，疫苗接种尤为重要。而不同针次间具体的间隔时间，则“可以利用大规模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了解免疫衰减情况而定，而且，这个调查要全面和广泛”。

对于疫苗效力的评估，宁毅则提到，“应该通过本次感染高峰科学和准确地评估各个疫苗具备多大的保护作用，明确其保护有效性，明确此次疫情中疫苗防感染、防重症和防死亡的效力，然后，快速决定如何继续推广疫苗，是否需要改变疫苗接种措施或接种规划”。

不过，对于疫苗的作用，上述传染病流行病领域学者则表示了部分的悲观和另一种乐观。他向《知识分子》解释：将来疫苗评估的重点应该放在防重症上，防感染希望不大，“目前证据指向的是，针对新型毒株研发的疫苗作为加强针，相对于原型株加强针会使得中和抗体水平有所提升，但上升幅度有限，疫苗接种者不大可能获得消除性免疫。而且病毒接下来还会进一步免疫逃避，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当然，专家们的共识是需要加强对病毒变异株的持续监测。

这是因为，病毒的变异不是突然之间冒出来，一般来说，新的变异株需要很长时间把其他已经存在的变异株慢慢从病毒谱中挤出去。病毒学家们观察一个新的变异株：它第一次被检测到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速度把现有的变异株慢慢挤走，深入了解这个过程，才能观察到它的进化优势。

而早期观察到的进化优势，就可以预测这支变异株会否成为未来的主流变异株，再去分析这个变异株和过去其他变异在致病性、传染性上的区别，进而预测，当这个变异株成为主流变异株的时候，这波疫情会是以什么样的症状为主，激烈程度如何，脆弱人群是哪些？

“中国学者和公共卫生实验室也在持续上传病毒测序的数据，但是强度和广度还是需要加强一点”，前述学者说，“不然危险的毒株发现得晚了，覆盖全人群才注意到，再做反应速度就来不及了。尤其是中国，技术上完全有能力做测序，要积极分享、公开这方面的信息是展现大国担当的行为”。

持续监测的优势，上述专业人士解释，是当一个新的病毒变异株非常有潜力成为主流，毒力又很强，和过去的变异株区别又很大，免疫逃逸的概率非常大，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下一代疫苗研发的针对对象（target variant）。我们不断地去预测大的变异株的发生，一旦预测到，就会在疫苗研发的时候把这样的变异株考虑进去，上述场景，有可能会成为新冠疫苗未来的研发方向。

疫苗的研发周期比较长，即便已有疫苗，针对变异株进行调整也很慢，奥密克戎已经成为主流毒株数月之后，才出现了二价的mRNA疫苗。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盯紧新变异，疫苗的覆盖率和广度也是研发者将着重考虑的。

理论上来讲，随着人群不断被感染、不断接种疫苗，整体的免疫水平会逐渐上来，而病毒的变异如果不会显著地影响致病性并且对防重症的保护没有明显的免疫逃逸，那么新冠的疾病负担相应地会随时间呈现走弱的趋势，最终到达一个平衡点——一种季节性的传染病。

“我可能不大关心总共多少人感染，我更关心多少人因为新冠住院、多少人因为新冠死亡，长新冠的负担如何，这个数据是比流感高还是比流感低？如果比流感高，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就相当于之前每年疾病负担最高的上呼吸道传染病是流感，现在变成了新冠。”

“但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平衡点”，前述学者说。